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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检察官中立性几个问题的看法

     朱孝清

  有观点认为:大陆法系国家的检察官具有中立性,特别是中国检察官,“在一切诉讼和案件处理中,只能秉持中立立场,严格依法奉公,不偏不倚”①。持该观点的主要理由是:(1)检察官是基于对警察和法官的不信任理念而产生的,检察官既要防止警察恣意,又要防止法官擅断。(2)大陆法系的检察官一般具有司法官地位,与法官享有同样的身份保障。(3)法律赋予检察官的客观义务决定了其中立的地位,检察官除了依职权发现实体真实义务外,还有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的法律义务。而客观义务要求“不偏不倚”,也就是要“秉持中立”,因此客观义务是一种中立义务。(4)我国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以维护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使命,更应秉持中立立场。②

  笔者不揣浅见,也想就检察官中立性的有关问题谈点认识。

  一、中立性是不是检察官在所有职能中的特性?

  我国检察机关承担批捕、起诉、职务犯罪侦查、诉讼监督等多项职能,检察官是不是在所有职能、“在一切诉讼和案件处理中”都具有中立性?笔者认为,检察官只在部分职能中具有中立性,中立性并非检察官的普遍特性。

  首先,从中立的含义和特征来看。所谓“中立”,是指“处于对立的双方之间,不倾向于任何一方”③。据此,在诉讼中,“中立”应具有以下特征:(1)中立者必须是对立双方的第三方,非第三方就谈不上“中立”。(2)中立者与对立双方所争执的事项没有利害关系。因为“任何人都不得在涉及自己的案件中担任法官”。(3)中立者跟对立双方等距离。这里的“等距离”,既是空间物理上的要求,更是思想行为上的要求,即中立者必须公平地对待双方,而不得偏向任何一方。(4)中立者一般是讼争事项的裁决者(或调解者),所行使的一般是判断权。在诉讼法学上,往往把中立者跟对立双方所形成的结构称为“等腰三角形结构”,即以对立双方为等腰三角形的两个底角,中立者处在等腰三角形的顶点,居中对案件作出处理。

  根据“中立”的上述定义和特征,检察机关履行审查批捕、审查起诉、诉讼监督(包括司法救济④)职能时,其立场是超脱、中立的。其中在审查批捕、审查起诉中,存在以侦查机关为控方、以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为辩方、检察机关居中作出是否批捕、起诉决定的三方结构。在诉讼监督中,检察机关同样居于超脱、中立的立场,对侦查权、审判权、刑事执行权的运行情况进行监督,以防止这些权力的异化和滥用。在整个监督过程中,存在着以侦查机关、审判机关、刑事执行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为一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刑事被执行人为另一方的双方关系,还存在侦查、审判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与其他诉讼参与人之间的双方关系;如果上述公权力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执法司法不公、徇私枉法,庇护以至放纵犯罪,损害了国家或社会公益,则还存在以公权力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为一方,以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为另一方的双方关系。检察机关作为中立的第三方,监督和纠正上述有关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侦查、审判、刑事执行活动中的违法和错误。

  在职务犯罪侦查中,检察机关作为侦查主体,跟侦查对象是对立的双方,而不是第三方,因而不具有中立性。

  可见,检察机关的中立性是有条件的,只在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和诉讼监督中具有中立性;在职务犯罪侦查和出庭支持公诉中则不具有中立性。

  其次,从中立性与检察官客观义务的关系来看。检察官客观义务又称检察官客观公正义务、检察官客观公正原则,它“是指检察官为了发现真实情况,实现诉讼目的,不应站在当事人的立场,而应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进行活动”,简言之,是“检察官超越当事人立场客观公正履行职责的义务”⑤。检察官客观义务的内涵是“坚持客观立场、忠实于事实真相、实现司法公正”,其中坚持客观立场是基石,忠实于事实真相是核心,实现司法公正是目的;⑥其基本内容是客观公正义务、中立审查责任、公正判决追求、定罪救济责任、诉讼关照义务、程序维护使命等六个方面。⑦在公、检、法三机关中,法律之所以要求检察官履行客观义务而不要求刑事警察和法官履行客观义务,并不是因为刑事警察和法官在办案中可以不客观公正,而是因为检察官的职责和使命表面上存在一定的矛盾:他以指控犯罪为主要职责(大陆法系国家一般还主导侦查),在刑事诉讼中处于原告的诉讼地位,但以守护国家法制、维护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为使命,而法制的灵魂是公正。为了防止检察官对自己的职责产生误解,像民事诉讼的原告那样以追求胜诉而不是以维护法制为目标,因而法律赋予检察官以客观义务,使检察官以守护法制、实现司法公正为目标。刑事警察是在与犯罪作斗争的第一线作战的“行动官署”,虽然他们必须以合法性为其行为底线,但如过多强调客观公正、不偏不倚,就可能妨碍侦查行为的展开、侦查目的的实现。法官是在争议双方之间居中裁判的角色,中立是其基本的立场,因而客观公正是法官角色内涵的逻辑,故没有必要赋予其客观公正义务,⑧否则就有画蛇添足之感。

  可见,中立性与检察官客观义务存在着异同,其相同点在于,都以司法公正为目标追求;客观义务也包含中立性的内容,它要求检察官在居于中立立场时履行好中立审查等责任。相异点则表现在:(1)角色不同。中立性只存在于超脱于对立双方的第三方角色;而检察官客观义务却存在于检察官的任何角色之中,既包括第三方角色,也包括当事一方的角色,如职务犯罪侦查者角色和指控犯罪者角色。正因为检察官有时处于当事一方的角色,因而为了守护法制,法律才有赋予其客观公正义务的必要,否则,如果检察官始终都处于中立的第三方的角色,那就像法官那样,没有必要多此一举地赋予其客观公正义务了。检察官客观义务确有“不偏不倚”的要求,如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的《关于检察官作用的准则》第13条就规定:检察官在履行职责时应不偏不倚地履行其职能;第14条规定:如若一项不偏不倚的调查表明的起诉缺乏根据,检察官不应提出或继续指控,或应竭力阻止诉讼程序。我理解,这里的“不偏不倚”,既有中立于对立双方的含义(如中立审查时),也有把握追诉犯罪与保障人权二者的平衡,既依法追诉犯罪,又维护被追诉人合法权益的含义(如出庭支持公诉时)。因此,不能因客观义务中有“不偏不倚”的要求,就认为客观义务可以跟中立性划等号。(2)适用场合不同。中立性仅适用于审查批捕、审查起诉、诉讼监督等检察官处于中立立场的场合;而客观义务却适用于检察官执法办案的任何场合和诉讼环节。(3)行使权力的性质不同。检察官居于中立立场时,进行对抗博弈的是诉讼中互相对立的双方,检察官行使的主要是判断权;在履行客观义务时,检察官根据不同的职能既可行使判断权,也可行使追诉权(职务犯罪侦查和出庭支持公诉)和查究权(诉讼监督中的调查)。(4)实现公正的程度有时不同。办理任何案件,要想实现全面的公正,“使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首先必须在侦查(调查)环节查清事实、证据,还案件本来面目。如果侦查(包括诉讼监督事项的调查)环节事实没有查清,后面的诉讼环节就难以实现全面的公正。因此,在检察官中立的情况下(如审查起诉),如果案件事实不清,检察官如不退回补充侦查或自行补查,就只能作存疑不诉处理,从而实现底线正义,即只能做到不冤枉无辜,而难以做到不漏掉罪犯。也就是说,司法机关在中立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良好的侦查基础,即使想实现全面的公正也无能无力,充其量只能实现底线的公正。而在非中立的侦查(调查)环节,如果检察官客观公正义务履行得好,真正做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恰当、侦查(调查)程序合法,就有可能在本环节实现全面的公正,或者为在刑事诉讼中实现全面公正奠定坚实的事实、证据基础。

  综上所述,中立性并不是检察官在所有职能、所有诉讼环节都具有的特性,中立性与检察官客观公正义务也不能划等号。

  二、检、法的中立性有何区别?

  法院的中立性是典型的标准意义上的中立性。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审查起诉、诉讼监督中的中立性跟法院一样,都具有中立性的一般特征,但跟法院的中立性相比,检察机关的中立性又存在一定的区别,这种区别主要表现在:(1)程序启动有时具有主动性。法院审判程序的启动都是被动的,即所谓“不告不理”。检察机关审查批捕、审查起诉程序的启动以侦查机关提请、移送为前提,是被动的;诉讼监督程序的启动,在司法救济或公民举报的情况下是被动的,在检察机关依职权发现的情况下,有的是被动的(如有关线索主动进入检察机关的视线),有的则带有主动性(如检察机关在专项检查中主动发现有关线索)。因此,检察机关的中立性总体上是建立在被动受案的基础上的,但在少数情况下也有主动性。(2)诉讼性不足。法院是以诉讼的方式来处理案件的,具体地说,是以法庭为平台,在控辩双方面对面对抗辩论、所有诉讼参与人参与的情况下对案件作出判断的,其诉讼性明显。而检察机关所行使的职能大多具有过程性和中间性,所依据的主要是案卷材料,并辅之于必要的亲历性审查,对审听证的方式使用得少,诉讼性显得不足,故检察机关在具有中立性的三项职能中的诉讼结构被称为“小三角形诉讼结构”,以示与法院庭审时的“大三角形诉讼结构”相区别。诉讼性明显,容易强化中立裁判意识;而诉讼性不足,则有可能淡化检察官的中立意识。(3)某些情况下的角色混同。法院的法官都行使审判职能(除民事执行职能外),一般不存在角色混同问题,其中立性不会因角色而被干扰。但检察机关在某些情况下却存在角色混同的问题,如审查起诉与出庭支持公诉一般由同一位检察官负责,该检察官既是审查起诉时的中立者,又是出庭支持公诉时的刑事原告。检察官在审查起诉时可能会受刑事原告角色的影响,从而使中立性发生一定的偏离。同时,在不同职能中,即使检察官角色不混同,但行使不同职能的检察官都在同一位检察长领导之下,检察长在对有关事项作决定时也难免存在角色混同的问题,这也可能对中立性产生一定的影响。(4)审查起诉和诉讼监督中的中立性在一定条件下会发生转化。法院在行使审判职能时始终处于中立立场,而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和诉讼监督中的中立性在一定条件下却会发生转化,从而使中立性发生偏离或不复存在。具体地说,当检察机关对案件作出起诉决定、并向法院提起公诉,公诉人出庭支持公诉时,审查起诉时的三方关系就变成新的三方关系,即以检察机关为控方,以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为辩方,以法院为中立的第三方。这时,检察官就由审查起诉时中立的第三方,转变成为刑事原告;公诉人为了维护原作出的起诉决定,有时可能会偏离中立立场,发生重有罪罪重证据、轻无罪罪轻证据,重指控犯罪、轻保障被告人合法权益等有违司法中立性的情况。正像陈光中教授所说:“在提起公诉以后,公诉机关总是积极地提出证据并进行相应的诉讼行为,以实现求刑权,其行为具有主动性、积极性,它不应也不可能保持中立的姿态。”⑨在诉讼监督中,检察机关的立场也是中立的,但当发现或受理有关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错误线索后,如果线索较为清楚,不需调查或稍作核查就能作出是否具有违法错误、是否需要监督纠正的判断,检察官也能保持中立的立场;但如果情况较为隐蔽、复杂,需要深入调查,有的甚至涉嫌刑讯逼供、徇私枉法等职务犯罪,需要启动侦查程序,则检察机关为顶点的三方结构又会转化为以检察机关为一方、以涉嫌违法错误以至犯罪的有关公权力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为另一方的调查(侦查)与被调查(被侦查)的双方结构,检察机关为了收集证据、发现违法错误以至犯罪,有时也有可能偏离中立立场。总之,检察机关的中立性有时不像法院的中立性那样纯粹和一贯。

  在检察机关审查逮捕、审查起诉、诉讼监督这三项职能的中立性中,审查起诉与出庭支持公诉、审判监督跟出庭支持公诉都存在一定的角色混同,且审查起诉和诉讼监督中的中立性在一定条件下会发生转化,因而相比之下审查批捕时的中立性较为纯粹;同时,批捕权作为宪法性权力的重要性也决定了对权力主体的中立性有较高的要求,即如同法院那样的中立。因此,尽管检察机关的中立性跟法院的中立性存在一定的区别,但审查批捕时的中立性是跟法院的中立性区别最小的。

  中立性是裁判职能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保证。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审查起诉、诉讼监督中行使的实际上都是具有裁判性质的职能,因而应当努力恪守中立,尽量防止和减少上述有关因素对中立性的影响。一要增强法律监督意识、中立意识和客观公正意识,深刻认识法律监督机关守护国家法制、维护公平正义的使命,明确检察官在非中立的职能中尚且要履行客观公正义务,在中立的职能中就更应恪守中立,从思想上筑起防止偏离中立性的防线。二要减少角色混同。要以公正优先、兼顾效率为原则,优化检察机关内部的资源配置,在职能行使上尽量对中立的职能与非中立的职能进行适当分离(分离后弊明显大于利的除外),最大限度减少一线检察官的角色混同。三要增强办案的诉讼性,如对重点人证要当面讯(询)问核实;对终局性处理的某些案件,如有关方面认识不尽一致或社会较为关注的不起诉、司法救济等案件,要借鉴法院庭审的方式,进行对审听证,并依据对审听证所认定的事实、证据对案件作出处理,以此倒逼检察官恪守中立立场,并提高案件处理的透明度和公信力。四要深化司法责任制改革,增强一线检察官的相对独立性,规范检察长的指令权和职务收取、职务移转权,落实谁办案、谁定案、谁负责,强化处理案件的司法属性,并深化司法说理和司法公开,从办案机制上保证检察官在有关职能中的中立性和案件处理的公正。

  三、检察机关在审前程序中如何恪守中立性?⑩

  如果把刑事诉讼程序分为审前、审中、审后三个阶段,那么,审前是为审判作准备的程序,审后是落实审判结果的程序。审前程序分侦查和起诉两个阶段,检察机关在审前程序中承担职务犯罪侦查、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和侦查监督职能,除职务犯罪侦查外,其他的三项职能如何恪守检察机关的中立性,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如仅从有利于惩治犯罪和提高诉讼效率考虑,刑事案件应当由负责侦查的警察直接向法院提起公诉。但世界各国之所以要大费周章地设立一个检察机关,并由检察官提起公诉,其目的一是为了对警察和法官实行双向节制,以防止警察恣意和法官擅断;二是为了使刑事诉讼活动在法治轨道内运行。就审前程序来说,由于侦查机关权力十分强大,且侦查具有保密、相对封闭、积极进攻等特点,因而极易侵犯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为此,法律除了赋予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进行抗辩的权利外,还在诉讼制度上安排一个中立的机关即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行为进行节制。包括像德国那样把检察机关定位为侦查主持机关的国家,由于具体侦查工作大多由警察实施,因而检察机关仍被“视为审前程序的法官”。

  在我国,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在职能上与公安机关分立,而不像大陆法系那样“警检一体”;侦查中的强制措施和强制性侦查措施除逮捕外,都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是一种超强的侦查权力配置模式;法官不负责对侦查行为的直接控制。因此,检察机关在审前程序中节制侦查机关的制度安排用意更为明显,节制侦查机关的责任也更为重大,检察机关就更需要当好审前程序的法官,恪守中立性。虽然,检察机关履行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和侦查监督等职能,跟侦查一起都是为审判作准备,但检察机关主要是从节制侦查行为,以保障侦查活动合法、防止片面致罪倾向、实现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统一、使起诉案件的事实证据符合法律要求的角度,来为审判作准备的。否则,如果从协助侦查的角度来为审判作准备,就违反了设立检察制度的初衷。在我国,检察机关的这种“节制”,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一是对提请的逮捕申请进行司法审查;二是对移送起诉的案件进行过滤,使事实、证据符合审判要求;三是对犯罪嫌疑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提出的侦查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其合法权益的申诉、控告事项进行司法救济;四是对侦查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其他的违法错误进行监督纠正。当然,根据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检察机关也需要支持配合侦查机关,但一般是寓支持配合于监督制约之中。也正因为如此,最高检在本世纪初将原来的批捕部门更名为侦查监督部门,其目的就是为了强化对侦查的监督和节制。因此,我国检察机关在审前程序中的法官角色和中立性更为明显,更需重视对中立性的恪守。

  检察机关在审前程序恪守中立性,特别要防止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要防止重配合轻监督。检察机关在审前程序中重配合轻监督的情况不同程度地存在,如有的在派出所检察中与公安人员“打成一片”,搞类似于“警检一体”的办案模式,越俎代庖,不适当地包揽了某些侦查事务;有的在提前介入中重引导取证轻监督侦查,甚至对发现的侦查违法行为也眼睁眼闭;有的公安机关把大量案件的材料事先让检察机关审阅,要求检察机关就够不够批捕、起诉条件提出意见,然后再决定是否提请批捕、移送起诉,使检察机关成了公安机关办案的“拐棍”;有的不能正确对待领导人督办、当事人闹访、网络炒作等压力,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敏感、棘手案件放弃职守、予以“放行”,把矛盾推向下一诉讼程序;有的对应予排除的非法证据未予排除;等等。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中,一些同志提出要与公安机关构建“大控方”的格局。该观点无可非议,关键是通过怎样的观念和思路去构建“大控方”?是通过强化对侦查的节制即强化监督与引导,使侦查活动依法开展、侦查成果符合法律要求的角度去构建,还是从强化配合、警检联手的角度去构建?如是后者,则更加剧重配合轻监督的偏向。重配合轻监督是重惩治犯罪轻保障人权理念在公、检、法相互关系上的反映,它违反了设立检察机关的初衷,违反了检察机关在审前程序中的中立性,也不符合作为审前程序法官的角色定位。

  其次,要防止片面审查。中立审查责任是检察官在审前程序中中立性的必然要求,也是检察官客观义务最重要的内容,它是指检察官在审查批捕、审查起诉中,应当以中立司法官的立场,既注意其有罪和罪重的因素,又注意其无罪和罪轻的因素,客观公正地作出判断并决定案件如何处理。但在司法实践中,片面审查的情况时有存在,它既包括违反中立性,只重视有罪和罪重证据、不重视无罪和罪轻证据的偏向,也包括违反客观全面性,只重视在卷证据、不重视卷外证据,重口供、轻其他证据,重证据真实性、轻证据合法性,重罪行证据、轻量刑证据,重书面审查轻亲历性审查等不全面审查的情况。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中,强化中立和客观全面审查的责任,是提高案件质量、使起诉案件经得起法院审查和法律检验的必然要求。因此,在证据审查范围上,要从审查在卷证据,转变为审查在案证据,以防止侦查机关收集证据不客观全面、有供(证)不录、记录不客观准确、有证不移送等。在证据审查内容上,要从重证明有罪罪重证据、轻无罪罪轻证据,转变为既重视有罪罪重证据,又重视无罪罪轻证据;从重证据真实性、轻证据合法性,转变为既重视证据的真实性,又重视证据的合法性;从重罪行证据、轻量刑证据,转变为既重视罪行证据,又重视量刑证据。在证据审查的重点上,要从偏重于口供,转变为以客观性证据为重点,看案件能否建立起以客观性证据为支撑、以主观性证据为补充的证据体系。在证据审查方式上,要从重书面审查,转变为既重视书面审查,又重视亲历性审查,如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律师意见,询问被害人、听取诉讼代理人意见,询问重要证人,核实重要证据,以及必要时进行公开审查、对审听证等,以便增强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和司法救济的诉讼性。

  再次,要防止“双重标准”。对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和检察机关自侦案件,无论是审查批捕、审查起诉还是侦查监督,都要一视同仁,防止搞“双重标准”、对人严对己宽。检察机关对自侦案件的监督是同体监督,本就公信力不足,更应进一步畅通知情渠道,扩展监督方式,探索增强监督刚性的措施。同时,还要进一步发挥人民监督员对自侦案件监督的独特作用。

  四、在司法改革中如何处理捕、诉关系?

  逮捕会较长时间限制公民人身自由,故逮捕权是宪法性权力。为了保证逮捕的客观性和公正性,世界上多数国家的逮捕权由独立且中立的第三方即法官行使。我国逮捕的案件在刑事案件中所占比例比一般国家高得多,且绝大多数被判决有罪,在客观上起了有罪预决的作用,故逮捕权的行使者更应强调中立。我国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法律规定逮捕权主要由检察机关行使。由于检察机关同时担负职务犯罪侦查、出庭支持公诉等追诉犯罪职能,故法学界对检察机关同时承担逮捕职能多有质疑,认为检察机关缺乏中立性,不利于保证逮捕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对该质疑,笔者曾撰文予以回应,认为检察机关批捕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基本符合批捕的法理:(1)外国负责批捕的治安法官或预审法官同负责审判的法官分立,且实行法官个人独立,如果我国设立独立于审判法院之外的预审法官制度,则由其批捕比由检察院批捕更为合理。但是,我国没有分立于审判之外的治安法官或预审法官制度,且实行法院整体独立,在这一体制下,由法院自捕自判有可能使审判法官先入为主,对案件产生预断,且如果批捕错误,则不利于审判环节对错捕的纠正。(2)我国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批捕的性质既是司法审查也是侦查监督,由检察机关负责批捕符合检察机关的性质定位。(3)我国检察机关实行警、检分立和捕、诉分立体制:在警、检关系上,不像大陆法系那样搞警检一体;在捕、诉关系上,批捕、起诉由检察院内部不同的部门和不同的人员负责,且批捕在前、起诉在后,故批捕时检察人员是超脱、中立的,不会因检察机关同时还行使出庭支持公诉职能而影响批捕的中立性。至于对职务犯罪案件的批捕,它确实不符合批捕权的法理,应当通过上提一级和深化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等办法来解决。应当说,在捕、诉严格分开的情况下,笔者当年的上述回应还是站得住脚的。

  当前,在司法体制改革中,一些检察院进行大部制改革,实行捕、诉合一体制,即由同一个部门同时承担批捕、起诉职能,有些还实行彻底的捕、诉合一,即由同一位检察官一杆子办到底,同时负责同一个案件的批捕、起诉和出庭支持公诉工作。对此,似值得研究斟酌。捕、诉合一确有不少好处,如有利于避免案件重复审查,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缓解案多人少矛盾;有利于办案人员以起诉的要求来把握证据,在批捕时强化对侦查取证的监督、引导,促使侦查机关在侦查前期而不是在侦查后期或侦查终结后就注意完善证据,提高侦查质量。但是,“屁股指挥脑袋”是一般人的惯常思维方式。如果负责批捕的检察官同时负责该案的起诉和出庭支持公诉,那检察官既是审查批捕、审查起诉中超脱于侦查方和犯罪嫌疑人方的中立的审查裁断者,又是与被告人相对立的出庭指控犯罪者,其中立性就可能发生偏离。同时,办案人员还有可能以起诉条件来把握批捕:如果案件证据尚不构成犯罪,即使已经符合逮捕条件,办案人员为了防止日后诉不出去,也会倾向于不捕;如果案件证据已经构成犯罪,则办案人员为了保证日后审查起诉的顺利进行,对“两可”(可捕可不捕)案件会倾向于把他捕起来。其结果,就可能人为提高或降低逮捕标准,搞“不够罪就不捕”或“够罪即捕”。

  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第3款规定:“任何因刑事指控被逮捕或者拘禁的人,应当被迅速带见审判官或其他经法律授权行使司法权力的官员。”据此,有权行使批捕权的除法官外,还可以是其他经法律授权行使司法权力的官员。所谓“其他经法律授权行使司法权力的官员”,就是该官员同法官具有同质性,这种同质性主要表现为独立性和中立性。欧洲人权法院就检察官对有关案件作强制处分是否符合中立性问题进行解释时认为,如果作出强制处分的官员事后又以公诉人身份参与该案诉讼,其中立性就值得怀疑,就违反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5条第3款的要求。据此,负责批捕的检察官同负责出庭公诉的检察官不得同为一人,是体现批捕中立性必须守住的最后的底线,如果逾越这一最后的底线,则检察机关行使批捕权的科学合理性和正当性就会遭到更强烈的质疑,检察机关回应质疑的理论依据和理论底气就会“囊中羞涩”。

  因此,在司法体制改革中,检察机关应当自觉守住这一最后的底线,如由同一个业务部门负责批捕和起诉,则除少数特殊案件(如最高检规定可以捕、诉、监、防一体化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外,负责批捕的人员与负责出庭支持公诉的人员应当分开,特别是对捕与不捕需要斟酌权衡的案件,负责批捕的人员与负责起诉的人员更应分开,因为对这些案件,批捕的中立性稍有偏离,就很可能影响捕与不捕决定的准确性和公正性。

  ①谭义斌:《论检察官的中立性》,载《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②参见高峰:《欧洲人权法院视野下的检察官中立性问题》,载《犯罪研究》2006年第1期;前引①,谭义斌文;汤维建:《检察官客观义务的分类及现实意义》,载《潇湘检察论坛》(第2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年版,第17页;刘清生:《检察官客观义务的理论基础》,载《潇湘检察论坛》(第2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年版,第81页.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商务印书馆2005年6月版,第1763页。

  ④笔者认为,刑诉法第四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等规定的检察机关司法救济职能,是检察机关诉讼监督职能的一个亚类,因为诉讼监督事项既可依检察机关职权而发现,也可因人民群众的举报而发现,还可因案件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利害关系人认为公权力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害了其合法权利提出申诉、控诉而发现。因最后一种途径而发现的诉讼监督事项,即为司法救济。

  ⑤⑦龙宗智:《检察官客观义务论》,法律出版社2014年9月版,第1页、第118-125页。

  ⑥朱孝清:《检察官客观公正义务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完善》,载《中国法学》2009年第2期。

  ⑧见前引⑤,第24-25页。

  ⑨陈光中、汪海燕:《论刑事诉讼的“中立”理念》,载《中国法学》2002年第2期。

  ⑩本部分所论述内容特指审查批捕、审查起诉、侦查监督职能,而不包括职务犯罪侦查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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