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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治思维构建防止错案工作机制
  │吴春莲 张洪阁

  错案的发生给当事人带来了极大的伤害,对司法机关的形象及司法权威带来了极大的损害。笔者认为,造成错案的原因可能各有不同,但归结起来都是有关人员在办案中没有有效运用法治思维,检察机关有必要秉持疑罪从无、依法监督、证据裁判和客观公正的理念,按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决定的要求,运用法治思维,通过加强非法证据排除机制、改革审查起诉办案模式、加强队伍建设机制以及规范办案审批、追责机制,确保在最大限度内防止错案的发生。

  一、错案发生的主要原因

  1.刑讯逼供屡禁不止。长期以来,从侦查便利的角度出发,侦查机关偏重“从供到证”的侦查路径,导致办案人员过分依赖口供,侦查阶段的非法取证行为屡禁不止。在已知的多起错案中,多数被告人声称遭受刑讯逼供,这是导致冤错案件发生的主要原因。

  2.司法理念存在偏差。实践中,几乎所有错案都暴露出司法人员在司法理念存在“三轻三重”的错误倾向,即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重口供轻证据。这种理念上的偏差,导致办案人员只重视有罪证据,忽视无罪证据;只重视有罪供述,忽视无罪辩解;只关注证据本身,忽视证据如何形成。

  3.侦查监督职责缺位。在错案中,受协同办案、“重配合、轻制约”理念的束缚,未能有效对侦查活动进行监督,导致监督缺位,控辩失衡。

  4.忽视辩护律师作用。实践证明,辩护律师提出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事实、证据和理由,可以弥补控方调查取证的不足,辩护律师可以帮助办案人员做到“兼听则明”,但在错案中,辩护方收集、提供的无罪证据,提出的无罪辩护理由往往没能引起办案人员的重视。

  二、秉持正确司法理念,消除错案产生的思想根源

  1.疑罪从无理念。无罪推定的基本原则要求检察机关要严格遵照“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如果存在合理的怀疑,就应当按照疑罪从无的原则,将案件通过不起诉等手段让案件终结在审查起诉环节,而不是让其流入下一个环节。这是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坚守职责底线的基本要求,也是检察机关客观公正义务的基本内涵。因此必须承认,在特定情况下,有的案件事实是难以查清的,对于有的案件因存在疑点而作出无罪处理是符合刑事案件认识规律的。

  2.依法监督理念。坚持以审判为中心,应当强化庭审中心意识,即推进庭审实质化,杜绝庭审形式化,意味着必须发挥法庭审判对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的基础性作用。检察机关不仅要承担指控证据体系的证明责任,还要承担对证据合法性的证明责任,这就要求检察机关从源头上加强对侦查活动的有效监督。

  3.证据裁判理念。刑事诉讼法要求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在审查起诉工作中,必须严格按照这一证据裁判原则审查分析案件,要充分依靠证据,强化对证据合法性、关联性、真实性及充分性的审查。

  4.客观公正理念。司法机关以追求公平正义为诉求的特征,决定了其必须以尊重法律及事实为前提,在确保公正的前提下努力解决纷争。法治思维要求司法机关树立法律至上的理念,必须坚持法律的严肃性、稳定性及司法理性。检察人员要学会接受监督,但也要坚守作为检察官的独立意识,秉承公平正义的理念,坚持审慎独立的判断,不仅是一种高贵的品质,更是一种睿智的体现,还是推动社会不断走向公平公正的重要推动力。

  三、以法治思维构建防止错案工作机制

  检察机关在案件审查中,要以提高案件质量为中心。要以底线思维、科学思维和程序思维,全面构建防止、发现、纠正错案的工作机制。

  1.坚持底线思维,全面落实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反思一系列错案的发生,案件质量,特别是命案质量已经成为衡量公诉工作的重要标尺和执法办案的基本底线。检察人员坚守职业良知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底线思维,要充分认识到检察工作行为的最高准则是法律,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检察机关要坚守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职责和底线,在审查起诉工作中要将非法证据排除工作落在实处,立足在源头上预防和监督非法证据问题。“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模式下,着力加强监督,积极引导、规范侦查机关的取证活动,依法承担证据合法性的证明责任。

  2.坚持科学思维,全面推进审查起诉模式转型。首先,在审查起诉模式上,实现从传统审查起诉模式向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转变。推进审查模式转型,实现审查工作重心从以被告人口供等言词证据为中心到客观性证据为核心的转变,以物证、书证、鉴定意见、勘验、检查笔录等客观性证据作为核心证据构筑案件基础事实脉络,认定案件事实。重点加强客观性证据审查,尤其是在翻供或拒不认罪、供述与证人证言在重要情节上不一致、多次供述但在关键事实或情节尚存在矛盾、讯问可能存在引诱欺骗等违法情形时,更应充分注意运用和挖掘客观性证据,要强化审查言词证据蕴含的客观信息,拓展发现客观性证据的途径,如通过言词证据发现隐秘性的客观性证据。要强化客观性证据与言词证据相互甄别,通过印证比较,确保证据体系可靠性。其次,在审查方法上,实现对“在卷证据”封闭式、坐堂式审查到对“在案证据”开放式、亲历性审查的转变。从司法实践看,“在卷”的证据往往是有利于定罪的证据,而“在案”证据则未必。承办人除了应对在案证据进行规范化、精细化审查,还应当扩展审查外延,坚持审查和调查相结合。将书面审查与亲历调查复核相结合,注重全面掌握公安机关未移送的案件信息,注重到案发现场核实证据,注重对物证、书证及鉴定意见等关键证据的复核,切实增强发现人为制造证据、隐匿证据等不实证据的能力,做到“关键现场到场、关键证人见人,关键物证见物”。再次,在审查内容上,立足源头治理,实现从对客观性证据实体内容审查到全流程、多角度程序性审查的转变。客观性证据尽管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及可靠性,但客观性证据在提取、固定、封存、移送、鉴定等过程方面的程序性证据材料薄弱,证据形式合法性、来源问题越来越多地成为控辩争执焦点,如现场提取物证未能在勘验报告中全面、客观记载,提取物证未能全面、及时移送鉴定,鉴定标本与现场提取物证无法一一对应,封存、保管、扣押物证的具体流转经过没有记载说明,手机恢复信息的证据类型问题等。因此,公诉人对于客观性证据的审查不能仅审查证据本身,还要扩展到收集、固定、保管、鉴定、移送全过程的合法性审查,力图将对客观性证据审查向程序性规范延伸、覆盖全流程。

  3.坚持程序思维,完善防止错案工作机制。程序法不仅有保证实体法正确实施的工具价值,而且在保障人权、规范执法、提高司法公信力方面具有优于实体公正的独立价值。司法工作要保证每个案件能得到依法公正处理,必须构建一套务实高效的制度体系。建立健全执法岗位规范化体系既是程序正义的要求,也是确保执法活动公信力的基础。为此,必须规范侦查监督机制,构建良性检警关系;明确案件审批决策机制,严格落实办案层级责任制;建立健全错案问责机制,检察官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强化检务公开机制,自觉接受外部监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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