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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诉人如何提升举证质证能力

    编者按 庭审实质化和审理程序多元化是诉讼公正与效率的需要,也是诉讼经济和保障被告人权利的需要。在多元化庭审程序下,对公诉人举证质证的方法和策略如何选择,对实现诉讼目的至关重要。在20151225日举办的“公诉人举证质证方式改革”研讨会上,与会代表围绕认罪认罚案件、证人出庭案件及疑难复杂案件中公诉人举证质证如何应对作出探讨,本刊特撷取部分代表性观点,以期更好地指导办案实践。

 

                                                                认罪认罚案件对公诉人举证质证等工作的新要求

                                                                                    苗生明

 

    为深入探讨认罪认罚案件对公诉人举证质证等工作的新要求,笔者拟就认罪认罚案件的理解及实践探索进行梳理,尝试归纳出“认罪认罚从宽处理机制的核心要素”,并区分两个范畴对公诉人相关工作的新要求进行讨论。

    一、认罪认罚从宽处理机制的核心要素初探

    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处理机制必然要对现有简易程序进行改造,或者重新建立一种处理机制与简易程序并行,以实现案件分流的实际效果。目前正在探索中的刑事速裁程序有相对具体的程序设计,但实际仍较粗疏。笔者认为,有效的认罪认罚从宽处理机制应包含以下三个方面内容:

    (一)审理程序相比普通程序要足够简化

    由于简易程序简化不到位,引发新一轮的改革,如果不能在新设立的制度中简化到位,则不能实现预期的案件繁简分流,优化配置司法资源的目的。可以借鉴目前速裁程序中量刑协商的工作模式,由检察机关提出具体的量刑建议并征得被告人的认可,人民法院原则上仅进行形式上的审查,并通过判决书予以确认。其中,适用这一制度的案件范围需要进一步研究予以确定。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如果对包括极为严重的犯罪在内的全部案件都适用认罪认罚的简化审理程序,是不够稳妥的,可考虑在速裁程序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扩大适用范围,初步考虑在可能被判处三年或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案件中予以适用,除认罪认罚及一定刑期以下的限制外,尽量不作过多限制。

    (二)全部案件应有律师参与

由于绝大多数被告人并不掌握相关信息以及不具备专业能力与检察机关进行公平对话,所以,适用此类程序的被告人应全部获得律师的帮助,协助被告人对选择程序后的诉讼后果进行准确理解。认罪认罚从宽处理机制有了律师参与,可确保被告人的认罪认罚是出于真实的自由意志。同时,被告方权利的充分行使,必然会有力加强对检察官行使职权的外部监督,避免检察官权力的滥用。

    (三)最终判决应体现相当的从宽幅度

认罪认罚处理机制的首要目的是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提升工作效率。控辩双方可对量刑进行认罪协商,协商总的原则是相当幅度的从轻、减轻,以促使被告人认罪后对处罚全部接受、服判,进而一审即可终结程序,也有利于被告人的矫治和重归社会。

    二、认罪认罚案件中举证质证需要注意的问题

  由于认罪认罚案件目前并非刑诉法规定的一类特别程序,故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探讨对此类案件的举证质证问题只能涉及某些技术细节问题。因为若没有范围限定及特殊的程序设置,则认罪认罚仅说明被告人对待指控意见的一种态度,可以包括所有犯罪和所有程序。而无论普通程序、简易程序、速裁程序都是有明确的程序要求的,检察机关显然无权随意突破。笔者认为有以下四个问题需要予以注意:

   (一)适当简化举证,同时注重针对性和灵活性

    公诉人在法庭的举证是在检察机关已经有了明确指控意见的基础上,向法庭运用证据进行证明的活动,其最需要考虑的问题应该是如何能清晰且有逻辑地向法庭证明指控事实的存在。目前实践中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举证拘泥于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种类顺序出示,而不顾具体案情和庭审情况。造成复杂案件难以通过公诉人举证看清证明思路,简单案件的举证又繁复且必要性不大。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公诉人对于举证工作的理解不到位,以至于经常出现将审查报告直接作为举证提纲。如实践中存在被告人当庭作概括的认罪认罚供述,但结合其具体供述以及辩护人的意见,并非真正的认罪认罚。此时对于控辩双方无异议的证据当然应该予以适当简化出示,同时应重点对双方的分歧点予以详细的证明,通过更有针对性的证据组合、及时地补充讯问,以实现证明目的。

   (二)注重归纳质证焦点,在公诉意见中重点予以阐释

当前司法实践的趋势是质证辩论愈发丰富、实质化,被告人、辩护人的辩护思路通常可以通过质证意见予以解读,即使是认罪认罚的案件也不例外。公诉人在及时做好质证答辩的基础上,应对整体的质证辩论做好梳理和归纳,并在第一轮公诉意见中予以重点的论述分析。发表公诉意见应紧密结合法庭调查情况,不应简单宣读庭前拟定的公诉意见书。特别是对总体认罪认罚的案件,庭前预测的困难实际并未发生,相应意见就无须赘述,庭上突发的问题,则需要重点予以分析论证提出意见。以确保法庭辩论是控辩双方分歧意见的充分阐述,而不是无关重点分歧问题的长篇论述。

   (三)认罪认罚案件是否能够适当降低证明标准

  根据刑诉法规定,适用各种诉讼程序的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是统一的,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2014年两高两部《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的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赋予了一定的实验空间,其规定可以适用速裁程序的条件之一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这一规定显然是对刑诉法证明标准的调整,虽然去掉“确实”也并不能清晰地把握速裁案件与其他案件的证明标准的区别,但仍应引起重视。现实的问题是,要提高办案效率必然要缩短办案时间,在不改变现有办案模式的情况下,能够缩短的办案时间非常有限,而如果对于认罪认罚案件与不认罪案件在证明标准和证据要求方面不做区别把握,则两种类型案件的办案模式事实上也不会有区别,提高办案效率的目的也就没有了实现的基础。笔者认为,应对目前速裁程序试点过程中的证明标准问题予以重点关注与总结,为今后建立适用范围更广的认罪认罚从宽处罚机制积累经验。

   (四)庭前会议中控辩双方对相关证据无异议的,在庭审中可简化出示

  根据刑诉法的规定,庭前会议的主要功能应是对回避、出庭证人名单、非法证据排除等与审判相关的问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庭前会议的功能还包括:“审判人员可以询问控辩双方对证据材料有无异议,对有异议的证据,应当在庭审时重点调查;无异议的,庭审时举证、质证可以简化”。由于《解释》仅规定庭前会议“可以通知被告人参加”,实践中出于节约诉讼资源的考虑,被告人通常是不到庭的。在被告人不到庭的庭前会议上,公诉人通过出示证据来与辩护人确定哪些证据没有争议,并据此决定在庭审时简化出示的做法并不妥当。一方面,没有制度化的保障被告人在庭前全面阅卷,另一方面,这种未经被告人同意决定在庭审时简化出示证据的做法事实上侵犯了被告人的合法辩护权、质证权。根据庭前会议的具体情况,可以决定部分控辩双方无异议的证据在庭审中简化出示,但应确保上述庭前会议被告人在场。事实上如果被告人不在场,则辩护人也实难对证据发表意见,法庭希望的提炼庭审焦点的目的也难以实现,只要被告人事后提出意见,前期的大量工作也必将因程序违法而毫无效果。

    三、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践探索及展望

  (一)认罪认罚案件也应确保被告人的质证权、辩护权

  根据《办法》规定,开庭时可以不进行法庭调查,也就不再有举证质证环节,考虑到这种情况将有可能导致被告人是在信息不对等的情况下作出的认罪认罚表示,其质证权、辩护权未得到保障,对此,可以参照北京市检察机关部分试点院的经验做法,建立制度确保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做好向犯罪嫌疑人的证据开示工作,解决了这一问题。

    (二)针对具体刑期的量刑协商才属于“认罚”问题

   速裁程序试点过程中,量刑建议问题本应是核心问题,但两高两部的《办法》并未明确应提出具体刑期建议还是幅度刑期建议。两高两部于2015413日印发了《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要求,“检察机关应当尽量提出明确具体的量刑建议”,并“逐步由幅度量刑建议向明确、具体的量刑建议统一”。虽然《纪要》要求很明确,但实践中,仍以刑罚幅度量刑建议为主,究其原因在于:提出明确、具体的量刑建议这一要求,实际上改变了以往检、法之间形成的工作模式,同时对速裁案件办理过程中的检法职能定位也产生了影响。换言之,如果大量的速裁程序案件由检察机关通过量刑协商提出明确、具体刑期的量刑建议,而法院在通常情况下又能以判决予以确认,则事实上速裁程序案件定罪和量刑权力的分配在两机关之间发生了一定变化,法院在此类案件中所作的判决更多的将是对于指控意见的确认,而完全可以不再进行实质审理。但如此运行的速裁程序,显然就是对现有审判机关职权范围的限缩,同时是对检察机关职权范围的扩大。这样的调整,如果不能通过修改刑诉法或出台司法解释等方式予以明确确认,是不可能顺利实现的,单独提出“逐步由幅度量刑建议向明确、具体的量刑建议统一”的目标也是难以实现的。

    (三)对公诉人提出的新要求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否会在速裁程序试点的基础上通过扩大适用案件范围的方式来推动尚不可知,一旦如此,那么此类案件虽然一审开庭的工作会减少,提出上诉进入二审的案件也会减少,但一审公诉人庭前的工作会相应增加,对于工作能力也会有更高的要求。包括证据开示以确保控辩双方的公平的协商,更全面的考虑各方当事人(包括被害人)的意见、更准确地把握案件能力、相对统一的量刑建议尺度以保证同类案件的量刑均衡,以及由于更大的职权将会受到更严苛的外部监督等。

 

                                                                                证人出庭对公诉人举证质证的影响及对策

                                                                                                 范 群

 

 

  证人制度改革是刑事诉讼法修改的重要内容,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关键环节之一。公诉部门在推进证人制度改革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其他司法机关一起开展了制度设计,在实践中积极应对证人鉴定人出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为今后的发展探索了新的空间。

    一、证人鉴定人出庭背景下影响公诉人举证质证的几个因素

    (一)出庭效果影响证明效果

  证人顺利出庭是公诉人举证的前提和关键,而现实中证人不出庭的情况居多,主要原因包括证人不愿出庭、证人出庭素质缺乏以及法官、公诉人对证人出庭的消极态度。

  1.证人缺乏正确的作证态度。实践中,证人害怕打击报复;怕牵扯自身精力,难以获得补偿;缺乏公民意识、法律信仰等因素让证人欠缺出庭的主动性,即使强制性出庭,也因为心理上有抵触情绪而影响证言的证明效力。对公诉人来说,如何让证人愿意出庭是做好证人出庭作证工作的第一步,往往面临诸多现实困难。

  2.文化程度和知识结构影响出庭作证的效果。在基层办案实践中,案件中涉及的证人大多文化水平不高。在侦查阶段,由于侦查人员的引导和充分的解释,证人文化水平对于证言的形成障碍较小。而对于当庭作证,证人在与公诉人的配合中,可能无法理解公诉人的询问;在陈述事实时可能会出现逻辑混乱,主次颠倒;可能因为表达不清或用词不准确而被辩护人抓住漏洞进行攻击。怎样提前做好应对,让证人作出一份合格的证言,公诉人在庭前需要做大量准备工作。

  3.法官、公诉人的消极态度及经验不足。对书面的证人证言进行宣读或质证,对于庭审来说更易于掌控。在案件多、结案指标压力大的情况下,法官不通知证人出庭作证而直接宣读证人证言,显然大幅度提高了庭审效率。且证人不出庭,侦查阶段获得的有利于指控的证言才能更容易成为定案的证据。同时,实践中证人出庭的匮乏也使得公诉人缺乏经验,询问技巧不足。

    (二)作证不利带来指控危机

  证人出庭作证时,必然会受到各种利益、权力、情感和意志的影响,导致出现庭上翻证、作伪证等情况,而出庭证人一般都是关键证人,这势必会导致指控危机。

    1.情感因素导致证人作出偏袒性证言。个人情感原因可以说是伪证行为的最大动因。一是亲情、友情关。证人与被告人具有亲情关系,证人碍于情面或有重大利益关系,为使被告人免遭法律制裁而出庭作伪证。二是恩情和仇怨。证人为报答被告人的恩情或报复被害人,会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伪证,反之亦然。三是同情恻隐。证人因为体会到被告人的境遇而萌发同情和恻隐之心,从而隐瞒不利于被告人的事实和情节,夸大有利于被告人的事实和情节。四是抵触、敌对情绪。如果司法人员采取威胁性的询问方法询问证人,强迫证人提供符合自己意图的证言,证人就容易产生抵触和对立情绪,而故意提供虚假证言。

  2.利害因素导致证人作出捏造性证言。第一,被收买。证人受到被害人、被告人或者其亲友的收买,会按照收买者的意图提供伪证;或者无中生有,或是颠倒是非、弄虚作假、隐瞒罪证。第二,与案件有利害关系。证人如果与案件有利害关系也可能会作伪证。如尚未暴露的共犯,为避免自己涉嫌该案,便出庭作有利于共犯的伪证。

  3.客观因素导致证人作出误导性证言。除了证人故意作伪证的情况之外,由于言词证据的形成需要经过感知、分析、记忆、陈述等阶段,可能会因为客观上一些无法避免的因素,而作出与案件的真实情况不符的陈述。第一,证人在感知方面的缺陷会直接影响到证言的真实性和可信度。第二,普遍性错觉的存在会导致证人对事物的判断与实际情况相左。第三,证人在对外界信息进行分析与解释时会产生偏差。如为了填补在感觉阶段所留下的空白,往往会不自觉地运用逻辑推理将并不连贯的“事实片段”联系起来,但通过这种逻辑完善机制形成的“故事”并不都是可靠的。

    (三)交叉询问带来抗辩危机

  1.庭审实质化对交叉询问的影响。证人出庭必然导致庭审过程中举证质证环节的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其中最现实而重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出庭证人进行交叉询问。交叉询问作为对抗制审判中一种典型的人证调查方式,强调控辩双方对证人进行言词询问,由提出证人的一方进行主询问,另一方进行反询问,并交替进行,以达到当庭查明证言真伪的效果。是直接言词证据原则的具体体现,也是庭审实质化推进的重要趋势。

  2.我国交叉询问制度不健全。相关司法解释对交叉询问基本框架的法律设计比较简略,内部没有精细的层次构造,仅仅规定向证人发问的顺序,没有具体的交叉询问规则;外部也没有严密的逻辑,没有相关的配套制度,缺乏适用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而且,法官在询问证人过程中存在过多干预和控制的情况。

    3.交叉询问的实践不容乐观。从实证角度出发,在对全国20起试点案件的调研中,其中对17名出庭证人提问总共出现了33次不当询问,不当询问主体包括了控辩双方,也包括了审判法官。不当询问的内容分为:主询问方诱导性询问15次,复合性发问17次,对提问者斥责1次。而对于这些不当询问,仅有2次为法官主动制止,2次为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制止,其他的不当询问既没有提出异议,法官也没有主动制止。上述现象的出现是由于控辩双方对于不当询问的性质和范围缺乏了解,这不但导致自身会出现不当询问,还会在对方违反相关规则时,无法适当地运用异议权对交叉询问进行干预,这包括了要求驳回传唤请求,变更证人询问顺序,限定证人回答范围,撤销不当询问问题,排除证人证言效力等。

    三、抓好举证质证的三个重要环节,不断改进和优化举证质证方式

   (一)抓好逻辑论证环节,增强论证的直观性和针对性

    根据案件证据的不同种类进行“繁简分流”,在庭审举证过程中,将案件分类举证、质证是增强证据论证直观性的前提。要抓住关键证据,避免泛泛而谈。

    一是要优化举证方法。在庭审实质化后,随着证人出庭的增多,公诉人举证时对证据的梳理和筛选尤为重要。出示证据原则上要选择最重要、最有证明力和最能支持公诉观点的证据;一般而言,实物证据的原始件比复制件更加有直观性,直接言词证据比书面陈述更有说服力。而在举证质证过程中,可以进一步改进方式方法,如增加多媒体示证等新型方式。

    二是要改进质证方式。除传统的一举一质外,还有一组一质,一方一质,综合质证等方式,可以根据具体案件的事实构成和证据情况加以选择适用。交叉询问是质证的基本方式,公诉人应当提升交叉询问的能力,在庭前充分了解证人的背景等情况,结合证人特点拟定询问提纲,才能在庭审中取得主动。

    (二)抓好情绪引导环节,提升引导证人情绪的能力

    庭审中,引导好证人情绪有利于公诉人掌握庭审现场的主动。举证质证如何引导情绪,应当从证人证言的导出方式着手。主要大陆法系国家的证人证言是直接叙述型的,证人连续陈述他对被询问事项所知道的情况。而英美法系的问答式,要求对证人针对各个细节进行分别提问和回答。笔者认为,纯粹陈述式的证人证言不利于公诉人对庭审情势的掌控。公诉人应当结合这两种方式,营造良好的询问氛围,掌控好证人的情绪。

    一是叙述与问答相结合。当证人对问题进行叙述时,公诉人要仔细聆听,不能轻易打断,为证人尽量营造一个诚实和受尊重的环境。面对被询问人没有目的性的叙述时,公诉人应当适时制止,把握问话重点,及时引导被询问证人回归正题,回答对庭审有用的信息。

    二是压迫性与缓和性相结合。在对证人的询问中,公诉人要形成一定的语言压迫力,使公诉人保有在庭审中的话语权,确保证人能够如实作证;但采取的询问方式要适当,注意缓和庭审紧张气氛,不能用职责性的、攻击性的语言询问,不要制造审讯式垂直询问,以防止证人在庭审中出现负面情绪,导致对庭审不利的后果。

    (三)抓好语言运用环节,提升语言的生动性和感染力

    法庭语言的运用既要威严庄重,也要有感染力,让法官、当事人、辩护人信服。

    一是要善于使用肢体语言。在举证质证过程中,公诉人应当善于使用肢体语言,结合询问句式,使用带有感情色彩的语气,缓解证人的紧张情绪,防止证人在庭审中听不清或误解公诉人的询问。不同于讯问时的尖锐严厉的眼神,询问过程中与证人的眼神交流应具有平缓性和鼓励性。

    二是要使用说理语言。值得注意的是,公诉人的举证质证,并不是对证据的简单罗列,而是应当包括在法庭上的出示过程以及向法庭的论证过程,而论证过程应当包括逻辑的推理。

    三是要使用正确的询问语言。举证质证的语言组织与纯粹的法言法语应当有所区别,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询问不同的证人应适用不同的语言方式,公诉人应当把握普通证人和侦查人员的各自不同心态,普通证人趋利避害或作伪证的习惯回答“不记得”,而侦查人员、鉴定人出庭的,也会趋利避害地从有利于其侦查内容被采信的角度回答问题。因此,公诉人应当在询问证人之前明确选择询问策略,在复杂的庭审中掌握主动权。

 

                                                                                       疑难复杂案件如何举证与质证

                                                                                                 张晓勇

 

 

  公诉人作为控诉方,在法庭上承担着指控、证明、说服三大责任,而这些任务能否顺利完成,对公诉人的举证、质证能力有着极高的要求。在疑难复杂案件中,公诉人能否通过证据的组合梳理直观反映证据之间、证据与事实之间的关联性,在举证时能否将原本散乱的证据有条理地向法庭展示,在质证过程中能否对证据的辩驳质疑、引导询问向有利于指控犯罪的方向发展,不仅考量着公诉人的工作能力和理论水平,而且还影响着指控犯罪的力度和庭审效果。

    一、疑难复杂案件的证据特点及在举证、质证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所谓疑难复杂案件,是与“简单案件”“常规案件”或“一般案件”相对而言的,通常是指涉案人员较多、法律关系复杂,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存在困难和争议的一类案件。如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走私犯罪、毒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以及经济类犯罪案件等。这类案件在证据上存在以下特点:一是证据量大。如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合同诈骗等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中,被告人、被害人人数较多,案发周期相对较长,卷宗动辄几十本、上百本,甚至达到几百本。而且在这类案件中,由于取证量大、取证主体之间的衔接不够,导致有的证据在笔录制作、签名日期等方面容易存在着一定的瑕疵,甚至证据与证据之间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矛盾。二是被告人翻供、证人翻证。如在有的案件中,被告人自始至终拒绝认罪,或者虽然作出了有罪供述,但供述很不稳定、时供时翻,前供后供之间存在矛盾,有的甚至因为被告人的翻供、证人的翻证,打破了原有证据体系的组合状态,使案件陷入了“认之无据、否之无理”的尴尬境地。三是直接证据匮乏,主要依据间接证据定案。这类案件由于各种原因没能收集到直接证据,主要依靠被告人遗留在犯罪现场的痕迹物证,从犯罪现场提取的作案工具,证明被害人死亡时间和原因的尸体鉴定意见等间接证据定案,公诉人需要通过举证、质证,详细阐明各项证据的关联、组成完整的间接证明体系,来证明案件事实。面对上述情况,公诉人在举证、质证的过程中,还存在着明显与之不相适应的地方,有待进一步提高。

在举证方面,一是归类混乱、条理不清。有的公诉人不能根据指控犯罪的需要,有条理、有层次地向法庭出示证据。二是繁简无度。有的公诉人不能根据庭审的实际情况,合理地分配资源,导致重点不突出或作过多的重复。三是回避矛盾。有的公诉人明知出示的证据存在瑕疵,不在庭前作出补正,而带病出示;或存在侥幸心理,在出示证据时不作补充说明,待辩护人提出质疑后,才匆忙拿出补充证据,造成庭审的被动。在质证方面,一是不全面、不及时。有的公诉人对辩护方提出的质疑没有及时作出全面回应,习惯性地将质证的内容留到法庭辩论阶段进行,给法庭和旁听者造成公诉人回避问题的印象。二是缺乏针对性。有的公诉人对辩方的质疑虽然予以答辩,但是驳斥内容缺乏针对性。三是语言有失规范。

    二、在疑难复杂案件中如何有效举证

  举证是指在出庭支持公诉过程中,公诉人向法庭出示、宣读、播放有关证据材料并予以说明,以证明公诉主张成立的诉讼活动。在疑难复杂案件中做好举证工作,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扎实做好庭前准备

    一是积极引导侦查,提高案件质量。对于疑难复杂案件,公诉人适时介入侦查,以出庭公诉的标准对案件的取证方向、证据体系、证明标准、适用法律等提出意见,不仅能够有效提升侦查工作的成效,而且能为日后出庭支持公诉奠定基础。二是细致审查证据,强化证明效力。审查起诉时,不仅要判断证据是否达到起诉标准、巩固案件的证据体系,还要通过对证据的个别审查、相互对比、综合分析等步骤,排除案件中隐藏的非法证据以及完善瑕疵证据。三是发挥庭前会议作用,进一步做好庭审准备。

  (二)科学合理布局示证体系

     对疑难复杂案件的举证,应遵循一事一证、一罪名一举证的原则,做到条理清楚、层次分明。在举证顺序方面,应以有利于证明公诉主张为目的,一般应先出示定罪证据,后出示量刑证据,先出示主要证据,后出示次要证据。在举证方式上,采取以“分组举证为主、逐一举证为辅”的方式。分组举证可以采用正叙法,即按照犯罪事实发生、发展的时间顺序出示证据,也可以采用倒叙法,即先出示犯罪结果的证据后出示作案过程的证据,还可以按照犯罪构成要件的具体内容采用其他适宜的方式。在对证据分组时,要遵循证据之间的逻辑关系,一般应将证明方向一致或者证明内容相近的证据归为一组,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按照证据种类的不同进行分组,并注意各组证据在证明内容上的层次与递进关系,以便于法庭和旁听人员理解。分组通常经过以下三步:第一步是对案件事实进行合理分解。通常先将案件事实分解为犯罪事实和量刑情节事实,犯罪事实可以按照个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再具体分解,量刑情节事实则可以分为法定量刑情节和酌定量刑情节。第二步是将证据进行分类。在对案件事实进行分解的基础上,需要对证据进行甄别,根据证明的需要将证据归类到各自与之相关的待证事实中。当言词证据的内容较多、信息量较大,同时能证明数个构成要件事实时,可以对该份证据进行拆解,与其他相关联的证据组合出示。第三步是对证据进行排列。在排列证据时,原则上客观性证据在前、主观性证据在后,与案件事实最为密切的证据在前,次关联的证据在后。

  (三)突出举证重点、恰当运用举证策略

对疑难复杂案件的举证,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被告人的认罪态度、辩护人的辩护方向,确定和突出举证重点。对认罪的被告人,应扼要举证加以确认,无须过多展开;对拒不认罪或推卸责任的被告人,要将重点放在论证其实施的犯罪事实和刑事责任上;对是否应当承担刑事责任或责任大小控辩双方认识分歧较大的,要将重点放在争论的焦点上;对社会影响大、情节恶劣、旁听群众多的案件,要将举证重点放在证明犯罪事实、情节、危害后果以及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上;对于涉及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问题,要把举证重点放在证明犯罪的构成要件上,特别是要注意案件的核心细节。公诉人在举证时,还需恰当运用举证策略,采用最佳的举证方式争取最佳的证明效果。对于证据有矛盾的案件,公诉人应首先向法庭出示有利于指控犯罪的证据,并使有利证据形成一个稳固、合法、有效的证明体系后,再向法庭解释证据的合理矛盾。

  (四)举证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是加强对举证目的和证明对象的说明。在举证前,应向法庭简要介绍公诉人将要出示证据的主要顺序和内容,使法庭和旁听者对公诉人的举证意图先有一个总的了解;对召开庭前会议的案件,还要结合庭前会议的有关情况,对控辩双方无争议的证据将要简略出示作出说明。在举证时,对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等关键证据,由于这些证据本身不会说话,公诉人应对每个证据的证明情况以及对被告人辩解的揭露作用作出客观、详细的说明。在举证完成或每组证据出示完毕后,公诉人还应及时作出小结,以便法庭及旁听人员听明白所举证据的证明意义。二是注意法庭举证与法庭讯(询)问之间的平衡。法庭讯(询)问的目的在于通过讯(询)问,使审判人员对案情有所了解,对被告人供述的真伪形成初步判断,为后续的举证环节做必要的准备;而举证的目的在于揭露被告人的罪行,两者在功能上有一定程度的竞合,如果不能做到繁简有度,势必会影响到庭审的效率。因此,对于法庭讯问时被告人不持异议的犯罪事实,公诉人在举证时可以简化,将重点放在被告人不认可的其他犯罪事实上;在通过举证很难将证据与事实之间的关联性直观地展示出来,或效果不甚理想的情况下,公诉人在讯问被告人时应当尽量强化。三是要与法庭进行有效的沟通。在一些案件中,公诉人与合议庭之间难免对于如何举证持有不同意见,为避免庭审中出现审判长干预公诉人举证节奏的情况,公诉人在庭前应当与合议庭就举证方式等技术层面的问题进行沟通。

    三、在疑难复杂案件中如何有效质证

  质证是指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由控辩双方对所出示证据材料的合法性、客观性和关联性相互进行质疑和辩驳,以确认是否作为定案依据的诉讼活动。在疑难复杂案件中做好质证工作,注意把握以下内容:

  (一)扎实做好准备,紧紧围绕重点质证

    一是充分预测、准备预案。公诉人应在开庭前充分预测和了解辩护方可能出示的证据,以及可能对指控证据的合法性、客观性、关联性提出的质疑,并制作质证方案,防止证据突袭。二是在质证过程中,公诉人应根据辩护方所出示证据的内容以及对控方证据提出的质疑,紧紧围绕案件事实、证据和适用法律进行。质证阶段的辩论,应围绕证据的有效性和证明力进行,对于证据之间的关联性和证据的综合证明作用问题,则在辩论阶段进行答辩。

  (二)质证要做到全面、及时和有针对性

    一是公诉人针对辩护方对证据提出的每项质疑,应当尽可能全面地进行答辩。这样既可以强化合议庭和旁听人员对证据的印象,避免出现认为公诉人回避质疑的情形,同时也为下一环节的法庭辩论扫清了障碍。二是公诉人对辩护方的质疑应当及时答辩或者说明,不要留到法庭辩论等后续环节。三是公诉人要针对辩护方提出的质疑,有针对性地进行答辩。当辩护方对证据取得的合法性提出质疑时,公诉人应当从取证主体、取证程序、取证手段的合法性上进行说明;当辩护方对内容的真实性提出质疑时,公诉人可用其他证据的补强作用说明其真实客观性;当辩护方在对物证、书证、勘验检查笔录的真实性及证明力提出质疑时,公诉人可以从此类证据的稳定、客观、不易失真的属性方面以及结合其他证据进行答辩、说明。

  (三)积极应对辩方可能出示的新证据

    对辩方当庭出示的新证据,公诉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准备质证:一是从证据的来源入手,审查证据的取证时间、取证主体和取证程序是否符合现行法律的规定。对于证据是在开庭五日前提取的,可以指出辩护方没有按照刑诉法的有关规定于开庭五日前向法庭提供,属程序违法。对于被告人或家属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证人自行书写的证言笔录,可以指出这些证据在取证主体、取证程序上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对出示的物证、书证系复制品或复印件,可以指出没有与原件、原物相印证的复制件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二是从作证对象入手,审查作证对象的感知能力、与案件或被告人有无利害关系。三是从证据之间的关联性入手,审查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关系。对于与待证事实无实质关联的证据,可以该证据与案件事实不具有关联性进行质证。四是从证据对比入手,审查同一主体之间、不同主体之间以及言词证据与实务证据之间的差异。五是从证据矛盾入手,审查证据是否符合客观规律,或者与已经被确认的事实之间有无矛盾,对与事物发生、发展客观规律相抵触的内容,要运用经验法则指出该证据不具有真实性。

对辩方出示新证据的基本质证方法,一个总的原则是先从证据的合法性上进行判断,然后再判断证据的关联性,最后判断证据的真实性。如果对证据的真实性一时难以判断的,可以向法庭说明公诉人将在庭下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进行核实,必要的时候,可以申请法庭延期审理。

  (四)质证应注意的问题

    一是注意质证与举证、发问的有机结合。控辩式庭审给控辩双方的自由发挥提供了空间,使举证、质证与发问更加密不可分。公诉人不仅要把有利于控方证据的证明力充分阐述,还要把举证、质证与发问根据需要有机结合起来,在举证、质证阶段对辩护人的辩护观点予以适当的“堵截”。法庭是最好的适法说理场所,公诉人如果举证、质证方式灵活、得当、生动,则不仅有利于法庭对证据的采纳,更能够让当事人及旁听群众听清看懂,从而有利于案件的案结事了。二是注意把握质证与法庭辩论之间的界限。质证要解决的是单个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的问题,着眼于微观,是“小辩论”;法庭辩论针对的是对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的分歧,着眼于宏观,是“大辩论”。在法庭上,有时辩护方在质证过程中,就会对案件事实以及法律的适用发表意见,公诉人应当掌握好质证与辩论之间的界限,不要在质证阶段陷入对事实和法律的辩论之中。当辩护方在质证时发表辩论观点时,公诉人应当作出说明,即辩护方所提出的问题,公诉人将在法庭辩论环节进行详细答辩。三是举证、质证要契合庭审的变化动向。庭审是一个动态过程,公诉人要掌握举证、质证的主动性,必须关注被告人供述、辩护人辩护意见、审判人员发问以及整个证据的庭审变化情况。变化是动机和目的的外在体现,公诉人只有认真分析这些变化,理解主体的真实意图,才能有针对性地进行举证、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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